粮仓里填满沙土，龙旗下瘟疫横行，一位将军和一位医生在王朝末日奋力挣扎，却终究敌不过时代的劫数。
投资1800万，总票房仅419万——2013年上映的《大明劫》遭遇了惨痛的商业滑铁卢。然而与惨淡票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它被影评人称为“近十年最好的古装片”，更一举拿下中美电影节最佳影片奖。
当同期商业大片喧嚣一时便沉寂无闻，这部“亏得妈都不认”的明朝电影却在九年后的疫情时期被观众重新发现，弹幕刷满“神预言”“超前十年”。一部被票房辜负的杰作，正以历史洞察力证明着它的不朽价值。
1642年，大明崇祯十五年，明朝的内忧外患达到了顶点。李自成农民军攻打开封，朝廷无将可用，崇祯皇帝不得不从狱中释放曾大败李自成的名将孙传庭。
镜头下，孙传庭踌躇满志地向皇帝承诺：“五千精兵足矣！” 当他抵达潼关大营，残酷的现实却击碎了所有信心。
粮仓里填充的是沙土，士兵食不果腹；军屯土地被乡绅霸占，军户逃亡殆尽；火器粗制滥造，士兵射击脱靶成为常态。更致命的是，一场神秘瘟疫正在军营蔓延，士兵接二连三倒下。
与此同时，游医吴又可来到潼关。这位离经叛道的医者发现军医们固守《伤寒论》的治疗方案完全无效，大胆提出这是新型“疠气”传染的理论。
两条主线就此交汇：孙传庭整顿腐败、筹措粮饷，为大明续命；吴又可挑战权威，寻找治疗瘟疫的良方。“药物如同军事用途，需要勇气”成为两人共同的信念。
《大明劫》的制作成本在历史片中不算高，但导演王竞和编剧谢晓东用两年时间研究明史，在细节上做到了极致还原。
开场攻城戏中，抬着云梯的起义军中竟有穿秀才服的书生，暗示明朝统治下民怨之深。主簿检验粮食时，士兵会立即用手指堵住被戳破的粮袋——军粮太珍贵了，一粒都不能浪费。
影片最令人震撼的是对明军装备的高度还原。佛郎机炮、子母铳、鸟铳等火器的展示堪称影视史上对明末军队还原度最高的一次。其中子母铳的装填过程被完整呈现，这种速射炮可填装母铳发射后立即换上子铳继续射击。
这些精心复原的火器道具如此逼真，电影拍完后被中国电影博物馆永久收藏。
《大明劫》中关于瘟疫的描绘在新冠疫情后引发观众强烈共鸣。吴又可提出的隔离措施、防护方法，与当代防疫理念惊人相似。
吴又可记录治疗经验写成的《瘟疫论》，在2003年非典期间，书中记载的“达原饮”药方被证实对治疗有效。这位被电影重新认识的明代医者，成为中医治疗传染病的理论先驱。
孙传庭面临出征压力，选择火烧瘟疫营，将数百名尚未痊愈的士兵活活烧死。这一残酷抉择引发思考：当集体安全与个体生命冲突时，该如何取舍？历史没有给出完美答案。
当《大明劫》中的孙传庭面对乡绅宴席上歌舞升平，而城外饥民遍野时，他愤然道：“百姓从贼，皆因饥饿；百姓饥饿，皆因无地可耕。” 这句台词穿越四百年时空，依然振聋发聩。
孙传庭明知必败仍率军出征，最终战死沙场。吴又可归隐江南，著成《瘟疫论》。朝代的兴衰更替，不如济世学问来得久远。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，大明王朝落下帷幕，留下的是“传庭死，明亡矣”的历史叹息。
导演王竞曾坦言：“电影不只是娱乐，哈哈一笑就完了。电影还有很多作用，能跟人进行深度沟通。”在娱乐至死的时代，这样严肃的历史电影尤显珍贵。
《大明劫》结尾，吴又可乘船离开潼关，水面倒映着熊熊燃烧的军营。他带走了一部医学著作的草稿，而孙传庭留下了一个王朝最后的背影。
当影院灯光亮起，419万的票房数字宣告商业失败，但那些被精心复原的佛郎机炮如今静静陈列在博物馆中，向每一位参观者诉说真实历史。
银幕上，孙传庭对吴又可的质问穿越时空：“我能信你，可是谁又能信我呢？”这句台词道尽了所有身处体制困局中的忠良之痛。四百年过去，人性与制度的博弈从未停止，这才是历史电影永不褪色的价值。